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告发布，调查显示有26.7%的公众对彻底治理“择校热”缺乏信心，有24.3%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。

　　在这两个笼统的数字之下，各个城市对“教育改变命运”的态度还有微妙的差别。不相信“教育改变命运”一说比例最少的是乌鲁木齐(17.5%)，最多的是北京(37.2%)；肯定教育改变命运之说群体最少的是北京(45.2%)，最多的是贵阳(64.0%)。2012年城市公众对教育能改变命运的期待程度中，北京排名垫底。

　　每两到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不再信仰教育――相比起西部城市的“天真”，北京公众有种勘破世情的“沧桑感”。在过往几十年中，教育的发展和对教育成果的感受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发展的“不平衡性”，各地区之间远非节奏一致，而是脚步杂沓。当西部地区刚刚享受到城乡义务教育全普及的实惠时，以北京为代表的、中国现代化程度最深的城市已经走到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前线；当高等教育扩招的成果开始反哺一些西部省份时，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在为过度集中的人才存量而头痛了。

　　拜这种不平衡所赐，教育资源的全国性分配问题往往落到了几个大城市的头上；而因为户籍制度、分配不公、阶层凝固而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，反而要指望诸如“异地高考”这样的单向改革解决，有这种杨树根结出人参果的冀望，无怪乎“首都居民”在严峻教育现实中“焦虑不安”。事实上，不止在教育领域，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成为利益博弈、资源分配、阶层对抗、“左”“右”辩论的集中爆发区域，对中国改革与转型的种种碰撞有最大的能见度，对现实国情与社会沉疴有最直接的观感，在能最清楚了解国情的地方持教育无用论，北京公众的反应让人感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危险。

　　好的教育成就好的人生，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逻辑。如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大概率的达成，那一定是社会机制出了什么问题。改革开放之初，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怀有普遍共识，现在却对这一论断广泛存疑，这种转变背后是自由竞争精神的消退，和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腾挪闪躲的人生哲学的兴起。宏观上，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徘徊、国进民退趋势的出现、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、阶层的板结固化，都将教育的影响局限在现有的社会格局之下。而在微观层面，房价畸高赋予了房产货币和金融属性，带来了完全没道理的贫富分化；社会保障的双轨制划分了隐性的社会财富，又让身份成为了个人奋斗的藩篱。这一切，都显得与教育的瓜葛如此之少。

　　不相信“教育改变命运”，直观上表达了公众对教育发展、教育公平的焦虑，深层却指向一个现实――在当前，那种健康的、积极向上的、中产阶级式的价值观正遭遇挫败。教育与财富成就之间的道路已经变的复杂曲折，现在在这条路上摸索着的普通人，还有多少人笃定的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呢？如有，请举举手吧。